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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無畏:房產稅比限購令對窮人有好處

    [如何處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是將來改革的難點。一次分配的重點還是要講效率,二次分配則需要政府設立一個好的機制來讓富人多出點錢,轉移給窮人]
      
      十八大報告堅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也重申了中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兩者成為政府制定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
      
      下一步改革應該吸取以往的哪些經驗和教訓?應該如何對上述兩者進行平衡?政府應該采取何種政策來縮小收入分配的鴻溝,如何能做到讓“富人多出錢,窮人少出錢”?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專訪了全國政協副主席、著名經濟學家厲無畏。
      
      仍然要“防左”
      
      記者:你對中共十八大報告的總依據有何感觸?
      
      厲無畏: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必須清醒認識到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推進任何方面的改革發展都要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
      
      這讓我想到小平同志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曾說過,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既要“防右”也要“防左”,但主要是“防左”。這個論斷在當前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隨著時代的發展,“極左”的表現雖然比大躍進和“文革”時期有所減少、形式也發生了些變化,但這種思維方式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某些人群中。
      
      在我看來,現在的防左主要是指加快發展和改善民生不能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們既要盡力而為又要量力而行”。他還強調三個“不僅而且”:一是不僅在經濟建設中要始終牢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且在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也要牢牢記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二是不僅經濟總量低的時候要牢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總量高的時候也要牢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三是不僅在部署長遠工作時要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日常工作安排時也要牢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記者:那您認為,“左”在當前表現為哪些形式?應該如何“防左”?
      
      厲無畏:當前“左”的表現大致為三種形式。首先是超越我國現階段的時代特征,在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上進行“大躍進”。比如收費問題,很多項目都要求免費,有些是“過頭”了。(大躍進時說吃飯不要錢,然而一年后飯就不夠吃了,甚至餓肚子了)。
      
      其實從經濟學角度看,有些收費并非是僅為獲利,而是為避免浪費、避免破壞環境、或考慮持續發展回收部分成本。
      
      以高速公路為例,高速公路前期收費是為了收回投資成本,但高速公路也需要日常管理和維修,免費必須有財力來做支持。這種情況下應該提倡少收而非完全免費,若只收1/3或1/4的費用,不僅能降低物流成本,也能保證高速公路的可持續發展。
      
      有人會說,高速公路是公益事業不能收費。但實際上,與普通公路相比,它的公益范圍是有限的。高速公路上只有汽車能上去,買不起汽車的人騎自行車是不能上去的。一些發達國家實行的也是普通公路不收費,高速公路要收費。
      
      其次,我們也可以明顯地看到,在左的思想影響下當前仍然存在“浮夸風”,(大躍進時浮夸成風,虛報糧食畝產甚至超萬斤)。近年來各種經濟數據造假虛報的現象也不罕見。正是因為有這種情況的存在,總書記習近平才會特別強調必須擠掉經濟增長中的“水分”,實現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的增長。
      
      第三,打著革命的口號走極端,很多事情“做過頭”。(“文革”期間打著掃四舊的口號,破壞了許多文化遺產)。比如,這次釣魚島事件之后,有人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砸車打人,這種過激的行為只會對社會穩定和發展帶來一定的問題。
      
      因此,一方面在制定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時候必須量力而行,否則就會帶來負面影響。有些目標定得太高而實現不了,達不到人民的期望值,人民的幸福感就會下降。另一方面還要防止虛報成績和各種過激的行為。
      
      既得利益是改革難點
      
      記者: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加快轉變市場經濟增長方式,您認為推進未來改革的方向和難點是什么?
      
      厲無畏:中共十八大已經明確提出改革的方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鍵,我們黨派(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也曾經多次給中央提出建議要破除壟斷,培育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我認為,堅持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意味著宏觀調控要更多地采用市場手段,行政手段不能常態化。
      
      比如房地產調控,我認為,實施房產稅顯然比限購令更加對窮人有好處。限購令持續時間太長就會產生副作用,它實際上保護了那些已經購了多套房的既得利益者。但如果收一點房產稅,拿房產稅補貼公租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則對大家都有好處。
      
      房產稅設計也應該采取“寬稅基、低稅率”和累進的原則,第一套(或在規定人均居住面積以下)可以不收,第二套或超過規定人均居住面積的可少收一點,稅率不能高,比如按照市價的萬分之一至萬分之二的稅率來征收,最高也不要超過萬分之五。房產稅征收之后,擁有多套住房的人負擔必然會加重,促使他們出租或出售,從而增加市場的供應量和一定的競爭性。這樣房價就會逐漸回歸正常。
      
      如何處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是將來改革的難點。一次分配的重點還是要講效率,二次分配則需要政府設立一個好的機制來讓富人多出點錢,轉移給窮人。
      
      記者:那怎么樣才能做到“有錢人多出錢,沒錢人少出錢”?
      
      厲無畏:盡可能采用市場手段而非行政手段來建立“讓有錢人多出錢,讓沒錢人少出錢”的機制,這不僅僅是調節收入分配的手段,也是擴大內需的手段。
      
      比如說房地產調控,政府的調控目標首先是讓老百姓有房子住,其次是防止出現金融危機,限購限價這些政策就太具體了。政府以低稅率收點房產稅用于保障性住房,實際上也就實現了“讓富人多出點錢,讓窮人少出點錢”。還有,就是大力發展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
      
      市場化的手段并非現在才有,春秋時期的管仲在治理齊國時就提出一個觀念,即“讓富人散資于民”,他想出個辦法把一種畫有花紋的彩色雞蛋推薦給達官貴人,價格比普通雞蛋高八九倍。畫花紋增加了就業,彩雞蛋價格貴增加了政府稅收,同時彩蛋滿足了富人對于生活品質的要求,從而達到了三方的共贏。
      
      這對于我國的市場化改革是有一定啟示的,就像雞蛋一樣,富人可吃彩蛋,窮人吃普通雞蛋,公共服務也要分層次,基本的公共服務必須由政府來保障,高端的服務則可以拿出來進行市場化,多提供一些服務,一些優質的服務,讓內需擴大一點,讓有錢人多出點錢,達到高端的滿足。而政府可通過轉移支付幫助窮人。
      
      改革需兼聽則明
      
      記者:現在很多人都認為改革應加強頂層設計,建議重設一個超越既得利益的新機構來推進改革,您對此怎么看?
      
      厲無畏:頂層設計是沒有錯的,改革必須要有一個涉及大方向的總體考慮。但不管是以什么方式,不管是誰來做這個事情,都要廣泛聽取意見,不能只聽一部分人的意見。
      
      記者:民革中央曾經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打破壟斷和國企改革的建議,國企利潤上交比例過低長期以來備受社會關注,您對此有什么看法?
      
      厲無畏:國企有一部分是國家資本,除了交稅之外,上交一點利潤是應該的。在利潤分配中,企業發展、勞動者福利以及上交國家這三部分如何劃分需要制定一個標準,比如企業發展資金占到40%,勞動者福利占到30%,上交國家30%,企業可以依據這個標準來做。如果三方對此標準有異議,還可以進行討論修改,但現在的關鍵是沒有標準可依,相關部門應該克服障礙盡快制定。
      
      記者: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實行更加有利于實體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推動先進制造業的健康發展。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是中國經濟進一步實現跨越的關鍵因素,您如何看待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對制造業轉型所帶來的影響?
      
      厲無畏:中國制造業要從數量增長向質量效益提高方面轉變。盡管中國占世界制造業的產出為19.8%,略高于美國的19.4%。但表面上的繁榮并不能掩蓋我國制造業的困難和問題,那就是核心技術以及重大設備對外依賴度還非常高。
      
      勞動力價格最終還是看勞動生產率。以國際比較來看,中國的勞動生產率遠低于美國。中國近年來勞動生產率也在逐步提高,工資增長也是市場規律,并不能過分依靠行政來干預。近年來中國工人的工資實現大幅增長確實給企業造成了一定的壓力。企業需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消化這部分成本。這是一個系統工程,提高勞動率必然要進行技術改造,國家應該給以相應的金融支持,尤其是對中小企業,這在現行的政策體系中是有點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