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面對各種矛盾的政策評論和傳言，不少人感覺云山霧罩，弄不清楚政策意圖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的根源在于，我們沒意識到指導宏觀政策背后的思想理念正在發生的變化……

　　

　　筆者此前曾提出，大宗商品走勢預判的重點應在供應端，其中一個觀點就是國內宏觀經濟政策取向當前已在發生變化：摒棄單純強刺激的需求管理政策措施，改用“供給管理為主、兼用需求管理”的政策措施(詳見“節后鋼市走勢看點在哪里?”)。日前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仍在繼續強化這一信號——“以微觀活力支撐宏觀穩定，以供給創新帶動需求擴大“。那么，供給管理政策措施到底意味著什么，宏觀政策取向的這一調整對大宗商品會有哪些影響?我想就以下幾點認識跟大家做個探討。

　　

　　一、供給管理政策與需求管理政策基本取向有何不同?

　　

　　供給管理政策的理論基礎是供給學派的經濟學理論，與需求管理政策所依據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在許多觀點上正好相反。

　　

　　簡單說，凱恩斯主義認為，由于邊際消費傾向下降、流動性偏好以及資本邊際效率下降的存在，市場有效需求必然存在不足，如果放任需求不足，勢必會導致就業不充分。因此，政府需要通過擴大總需求來對宏觀經濟運行進行干預，以實現充分就業。

　　

　　相應的，以凱恩斯主義為理論基礎的需求管理政策其核心措施是通過財政赤字等手段來增加政府投資，拉動總需求，其側重點在需求端，關注的是短期問題。是一個短期措施，用許小年的話講，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

　　

　　供給學派的經濟學理論(也有人叫供給主義)其實起源更早，其理論基礎是19世紀初就提出的“薩伊定律”，而薩伊定律的核心思想是“供給創造需求“，一直為主流的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所認可和采信。但上個世紀初經濟大危機后，薩伊定律遭受凱恩斯的批判，其影響力在此后一段時間里退隱到凱恩斯經濟學的后面，直到70年代西方經濟出現了凱恩斯主義無法解決的”滯漲“問題，在芒德爾、拉弗、萬尼斯基等經濟學家的推動和宣揚下，供給主義再度“復活”。

　　

　　與凱恩斯主義不同，供給主義認為，在供給和需求的關系上，供給居于首要的、決定的地位，經濟增長源自于供給者的創造能力和生產率的提高。相應的，供給管理的政策主張包括減稅以調動企業積極性、放松政府管制以賦予企業經濟自主、穩定貨幣增長等等。

　　

　　與需求管理政策相比較，供給管理政策有幾個明顯特點：第一，供給管理政策的核心是增加有效供應，提高勞動生產率，重心在供應端;第二，供給管理政策更注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反對政府過多干預;第三，供給管理政策主張從激活經濟微觀主體入手來促使經濟持續增長，關注微觀活力;第四，供給管理政策措施最終目標是促進技術創新，優化產業結構以保證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因此更加注重長期性。簡言之，供給管理政策就是”4重”——“重供應、重市場、重微觀、重長期”。

　　

　　二、國內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已然調整

　　

　　經濟學是經世致用之學，各種流派的觀點和主張談不上絕對正誤，只不過是特定時期和條件下是否適用的問題。

　　

　　應該講，近二十多年來，我國較好地運用了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來調控經濟，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也形成了多數產業產能過剩、經濟結構不合理、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等問題。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國家采取了4萬億擴大內需的應對政策，雖然阻止了經濟的下滑，但也直接導致了鋼鐵、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等部分傳統行業重復建設、惡性競爭加劇，產能過剩及結構矛盾更加突出的問題等等，也因此，這種以增量為主、粗放增長、效率低下的需求管理政策開始遭到越來越多質疑的聲音。

　　

　　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通過赤字財政來擴大有效需求，包括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但是，正如賈康老師分析的，投資需求在當期是需求，在長期必然會形成更多的供給，引發嚴重過剩;而擴大消費需求，實際上都是在預支將來的收入，然而，無論個人還是國家，提前消費、負債消費注定是無法持續的。因此，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本質上是用未來的生產過剩來掩蓋當前的生產過剩，用預支未來購買力的辦法來解決眼下的需求不足——即用未來更深刻的危機來緩解現實的危機!這是需求管理政策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除了各傳統行業產能過剩的問題，還有幾方面問題也在突顯：一方面，由于巨額政府投資已導致各地政府債務十分沉重，當前我國地方債務風險已引發國內外高度關注，也成為政府進一步擴大投資的剛性制約;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直接投資過多，對私人投資產生擠出效應，為什么企業融資成本降不下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大量的政府直接投資，將實際利率頂住了下不來;還有一方面就是，政府過多的干預使得經濟運行自身的邏輯受到干擾，進而影響到經濟結構的自然轉換……這些問題都是多年來實施需求管理政策的負效應，也是需求管理政策不能再繼續下去的制約所在。

　　

　　因此我們看到，十八大以來，有關宏觀經濟政策取向討論和調整的聲音明顯增加。其中，周其仁、許小年、賈康等學者官員在批判需求管理政策的同時，越來越明確地提出了“新供給主義”的政策主張和建議。2013年9月，賈康、白重恩等人還發起成立了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同年還設立了“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該論壇成員不僅包括知名學者、各智庫專家、金融機構負責人，還有盛運來、徐林等等多位政府官員。這些學者和官員們在綜合分析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凱恩斯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了新供給主義的理論思想和政策主張。

　　

　　不難發現，中共十八大以來，供給主義的許多思想理念和政策主張有的已陸續變成國家主要領導人講話精神，有的已成為具體的宏觀經濟政策措施。例如簡政放權，減稅降費，鼓勵創新和創業，盤活存量要素供給，并一再強調絕不搞強刺激……

　　

　　很明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已然改變。

　　

　　三、宏觀經濟政策取向調整對大宗商品市場有何影響?

　　

　　宏觀經濟政策取向變化必然對大宗商品市場產生影響，我認為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大宗商品需求強度和彈性的預期產生影響。對于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基本取向的改變，可能有一些人還沒意識到，許多時候，還在期待宏觀政策對于需求面的改善和加強。但正如李克強總理一再強調和重申的，不可能再搞強刺激!如果我們理解了領導這話背后的理念和政策取向，我們就不可能再對所謂的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經濟增速放緩是不爭的事實，也是我們必須適應的新常態。當前無論降息降準的貨幣政策、還是1.6萬億的基建投資計劃， 都不過是對沖經濟快速下滑的政策，是托底的政策。降準降息的直接意圖是要把實際利率降下來，把企業的負債成本降下來，根本目的是要激發企業活力，并不是放水。1.6萬億的基建投資計劃，比去年是翻了一番，而且也是要去干的事情，但資金落實會有個過程，個人認為這個計劃的目的，首先還是想穩定預期。但有的人仍然沒明白，以為領導是在“打左燈，往右轉”，說的一套做的一套，如果真是這樣，國家早亂套了。因此，不要對黑色、有色等金屬商品需求面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需求面彈性不足的狀況我認為短期內不會改變。

　　

　　其次，作為供給管理政策的主要措施，減稅和降費的政策力度加大，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一些大宗商品供應端的釋放能力。例如一直在討論的資源稅改革推進方案，基于供給管理的政策理念，應該會有降低國內礦山稅負的舉措。近期，鋼鐵、煤炭、有色等板塊都有一些減稅降費的工作在討論、在推進，市場也有這個預期。例如有消息稱，有關“對鐵礦石企業資源稅先恢復到40%征收比例的優惠措施，再由從量計征改為從價計征”的建議已經上報財政部。應該講，我國作為大宗商品的主要進口國，采取對國內原材料企業減稅降費的政策，對于降低大宗商品國際采購成本整體而言也是有利的。如果減稅成行，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國內礦山的成本壓力，但對于鐵礦石及其下游產品的價格來說，可能就是一個利空。

　　

　　第三，化解鋼鐵等產業產能過剩的問題，放在供給管理的思維理念和政策框架下，應該是一個長效機制的問題。這里面有幾層意思：一是鋼鐵產能過剩的化解，不是短期內能解決得了的，因產能過剩而產生的價格壓力也就別指望馬上就能拿掉;二是著眼于營造公平市場環境，促使企業的負外部性效應內部化，環保執法檢查和環境稅收等政策措施有利于加大落后產能的出局，可能會陣發性緩解供給壓力，藉此也可推斷，供給管理的政策環境下，鋼鐵產品的供給面是存在較大彈性的，這個彈性會給市場帶來短期的波動;三是化解鋼鐵產能過剩的路徑中，盡管政府能夠有所作為，但不能對政府的行政干預期望太多，我認為最終結果主要還是通過市場機制來出清的，就這點來看，存在產能過剩的大宗商品熊市還得持續較長一段時間。

　　

　　第四，在供給管理的政策環境下，如果說作為大宗商品需求面的彈性增加未來可以期待的話，可能產生于兩個方面。一是企業強化比較優勢，借力國家“一帶一路“的戰略，將過剩的產能從國內供給轉向國際供給，實現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二是，在持續降息和降準的疊加效應下，實際利率下移，使得私人部門的投資被激活。不過，私人部門投資的增量在總量上對需求有多大影響尚不得而知。

　　

　　總之，就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新取向對大宗商品市場影響而言，需求面短期影響有限，供給面彈性會進一步增加，總體感覺是對市場情緒的支持少于壓力。更重要的是，對宏觀政策取向的把握，對于我們準確理解政策意圖，有效分析后期宏觀環境對市場的影響，應該大有裨益。